永利国际402娱乐官网,【铝道网】时代的变迁,中国FromEMKT.com.cn的民营企业也开始越来越关注所谓的企业文化,若不能,一个好像没有自己特色的公司,则显得企业老板没有品位,跟不上管理的潮流,虽然要求公司员工及管理都穿着清一色的职业服装,但终究是一个个体暴发户。所以现在大凡有些实力的企业都提出要搞企业文化建设,小型企业则跟随也做一些企业文化有关的培训,生怕落后在这股新的管理浪潮中,结果导致有的企业老板对企业文化一无所知,只看到别的企业在做企业文化建设,社会舆论都在谈企业文化,就跟别人一样大谈文化建设甚至请广告公司来做企业文化,至于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如何开展企业文化则不是他所关心的内容。反正就是要让公司员工都要听众他一个人的号令,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不断地得到家族传承,而他作为开创整个家族辉煌的鼻祖。
文化,中国历史上较早是指“以文教化”和“以文化成”的总称,从字面意思上解释,文化是一个动词,无论是“教化”还是“化成”,都体现了一个行为过程。“文”是指道德、哲学思想、艺术等,引伸到企业文化中就是企业所倡导的企业精神;“化”是指教化,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共同持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合。而在我们企业的所谓企业文化中,总是带有小农思想,地主遗传的寨主的特点,企业总有特权阶级,他们可以迟到、不论是开会、上班、集会等等,他们可以在上班时间利用公司的资源去做私人的事情,而他们却要求下属上班及时,工作认真负责任,他只要钱,只要权,只要那种在市场上拼杀的爽劲。然而他要他的下面人要遵从某种文化。
家有家法,帮有帮规,草寇也是一样,他们为了生存,也会去做所谓的企业文化,如某企业把赵本山的“几卖”作品逆向理解。他觉得小品中的本山一角不是在骗,而是智力上的“棋高一着”。并对赵本山角色所用的“忽悠”津津乐道,让招商员工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只要把客户套牢,乖乖的把自己的钱拱手掏出就是本事,其实这种思想的极端也只能是一个字:骗。其实一个企业主不好好的打造产品质量,而用残次品去“忽悠”顾客,我想这个时代,稍有眼光的企业主不会再做。这无疑于缘木求鱼。因为这个时代企业靠单纯的嘴皮子“工夫”已经是“小儿科”。试想;企业不注重质量、不注重宣传、不注重灌输员工练就过硬的“工夫”,而只在灌输员工动歪点子、想歪招子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那我想这企业也就快到“寿终”的时候了!
有市场就在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应就是江湖,江湖的规矩更有江湖味,某公司年会中大奖不喝酒不给兑,员工维权被开除。深圳某公司在年会上要求中奖者必须喝足一定量的啤酒才能兑奖,这让中奖员工吴保志难以接受,较后无法兑奖。难怪《没有任何借口》一类的书籍能成为管理的“圣经”,拓展训练一类的方式能成为增强“凝聚力”的杀手锏……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另类培训应运而生,比如下跪培训、乞讨培训、拥抱异性培训,甚至还有让员工喝冲厕水的培训,这些表面听起来感觉得非常美,其实只不过是打着培养员工应变能力、锻炼员工心理素质之类的旗号罢了,一个比一个变态,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所有这一切,较的目的,无非是消灭员工的个性和尊严,把员工打造成老板得心应手的盘剥工具,培训成企业主的寨主痞子气罢了!
淘宝有个会议室,叫光明顶。在他们的人力资源部有个花名册,收集了武侠小说里所有正面人物的名字。新员工进入淘宝后,会分配一个师傅,师傅负责把他培训成一个合格的“店小二”,给他取花名,名字就来源于人力资源部的那个花名册。马云说,武侠文化就是要诚信守正、真实无妄,能兼济天下,碰到危机的时候,要有担待,敢出来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做人要正直,做不到,马上开除。”并让每个进入淘宝网工作的人,无论胖瘦、高矮,都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靠墙倒立。男性需保持倒立姿势超过三十秒才算过关,对女性的要求稍低些,十秒即可,否则只能卷铺盖走人。据说这则马云做下的规矩,较近在职场圈里流传开来。而正在谋划中的“中国一流的商业大学”——“湖畔学院”,很可能复制这种倒立文化。我就有想,这是企业文化还是山寨主的痞子江湖味?
企业文化应该是对企业的方向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很多企业所谓的文化,都成了对员工的洗脑工具,企业文化变成寨主文化。其实,用人单位应该明白,企业老板更应该明白,每一个自尊自爱的人绝不会接受这种奴化培训、寨主文化,能忍受奴化培训的员工和寨主文化的人,或许是缺乏主见、惟命是从的“庸才”,将很难为用人单位创造效益。一个将企业文化变成江湖味实足的寨主文化,可见公司离死可能也不会太远,迟早是要接受招安的!

作者:李珊珊2649次浏览

铝道网】这个社会,成功的产品微乎其微,但聪明的老板却如过江之鲫,熙熙攘攘。
在我周围,有许多产品就拿酒类行业来说吧,它们在激斗拼杀中走出了一条条属于自己的路,靠“飞机加大炮”实行闪电战撕开市场决口者有之;靠“小米加步枪”开展游击战亦有之,有的通过广告营销、关系营销赚到了钱,也有的依靠事件营销、“专卖中心”等模式捞足了票子……其它象炒概念、炒卖点、炒新闻等等,这些,许多人称之为营销经典的东西,都曾风光招摇过一阵。遗憾的是今年日子好过,不知明年会怎样。酒类行业太大的市场变数真弄得人心理浑身直发毛。不做吧,毕竟有众多资源积累和先期投入已成型,做吧,随着商业连锁的兴盛和招摇,维护网络渠道等成本居高不下,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喽。难道,酒类行业就是这般的流行风?
在今天异常激烈的市场,其实不论是何种企业,只要一个错误,那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把辛辛苦苦亲手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不是吗,成功往往使人自大,很容易在炫耀和自满中-球品牌网-使人走向失败之路。企业一旦成功,偶然的所谓经典看成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决策者看事物的客观程度难免降低,进而在做决策时,常以自己的主观判断取代了市场的需要。这样的事情现实中是俯拾即是。在我看来,中小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去留恋维护所创选的经典,在十个产品九个衰的严峻形势下该如何在充满荆棘的市场森林中不至于迷失自己,才是出路。
坦率讲,做企业是不容易的。
稻盛和夫,今年已近80岁了,他是京瓷和KDDI公司创始人,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中在世的一位。作为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他所参与经营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万6000亿日元,税前利润约5000亿日元。
他曾在写给中国企业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我们曾遭遇过多次严重的经济萧条——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的泡沫破裂的危机,2000年代IT泡沫破裂的危机……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萧条。
每次面临萧条,作为经营者的我总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但是,为克服萧条不懈努力,每一次闯过萧条期后,京瓷的规模都会扩大一圈、两圈。从这些经验当中,我坚信“应当把萧条视为成长的机会”这样一个结论。
在萧条之下,我尤其要对中国的企业家强调三点:
靠前个,萧条时期,全体员工都应成为推销员。即使是较尖端技术的企业,卖东西、销售产品仍然是企业经营的根本。
第二个,在经济萧条时候要全身心地致力于降低成本。只有萧条才是企业彻底削减成本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要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不仅是技术开发部门,营销、生产、市场调查等部门都要积极参与。
我还要告诉你们,春天肯定会到来,冬天越寒冷的话,春天就会越美好,而且樱花会开得更绚烂。
稻盛和夫说得没错,愈是经济萧条时期,某种角度对企业来讲是个机会,因此,要学会乐观的忍耐。然而,反观中国的企业,平常就缺乏发展方向,一旦遇到危机降临,那岂不是要乱了阵脚和方寸?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真的要为某些企业在市场上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感到痛心了。
瞧,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搞出了产品,就急急忙忙想尽快找到下家进行分销,这不,不断的有些企业找上门来,希望蓝哥智洋机构能帮助他的产品解决销路问题,在交谈中他们过多的强调今后会如何推广产品,但对具体到底要推广什么,则一点概念都没有,换句话说,自身对自己的产品到底有哪些核心优势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独到的价值以及要说明什么都没有清晰认识,怎么可能让别人对你产品产生兴趣呢?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曾经指出,企业产品的市场运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推广什么”,其次再是“如何推广”,两者之间是不能颠倒的。现在,为什么许多产品刚出生就夭折,那是因为他们尚没有明确“推广什么”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如何推广”,你说,这方面教训还少吗?
希望企业产品在进入市场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你的产品卖点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理论支撑体系和临床验证数据,这个卖点是否是独到而创新的,有没有重复别人,另外,相关的赢利模式和管理模式如何进一步验证产品的诉求和企业的定位等等。许多事情不考虑清楚,这怎么行呢?
曾以提出“定位”理论闻名的美国营销大师特劳特,多年前就指出:消费者的心才是行销的战场。他认为,行销并非一场真正的产品战,而是顾客脑海中的认知战,谁能在顾客心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取得竞争优势。这话的确经典,如果要真正实现其内涵中所表现出的具体中目标,除非各项工作的扎实和完美才能构建良好的口碑效应,执行在这其中尤显重要。
作为企业,它都是有生命力的,产品更是有周期性的。著名品牌营销专家、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CEO于斐先生机构认为,在营销的旗帜下,如果产品要在消费者心目中迅速占位,如果什么事都要等到酝酿成熟考虑周全,再去付诸行动,那你就会错过不知多少机会。不是么,全球500强的企业,也都是在成立和推出之后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善才得以成功的。如果你的观念比别人的好,能适应迎合满足市场需要,那么这个观念就值得推广和变现。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意比别人的好,就不必等它修改得比现在更好之后再推出去。总之,不要让“完美”成为“较好”的敌人。
一旦你对市场有较好的想法和思路,就要认真的加以提炼将其发展为可操作可执行的划,并在推广与运作的过程中,谨慎小心,务实认真,对细节充分加以监控落实到位,在产品推出时,你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如宣传手段、渠道政策、促销方法、价格制度等等都要整合严密,形成自身资源层面上的核心竞争力。不论是什么功能、什么特点、什么概念的产品,较终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以靠前流的手法去执行。

作者:吕谏1925次浏览

铝道网】他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
他应该是较受广大人民群众推崇的科学家了。当一堆人簇拥着的穿着大棉袄气质白西装的袁隆平钻进那辆黑色别克后,刚才还在维持秩序的黑衣保安开始嘟囔:“真该要他一个签名。”
饥饿
在中国,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们对饥饿的记忆。在一本两百多页的袁隆平传记中,作者用二十多页来铺陈背景,讲述“饥饿的幽灵”,第23页的时候,主角才终于出现了。
这位能让水稻增产20%的杂交水稻之父是个挺踏实的人,找他给书签名,他便签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个字不多写。当有人说,讲讲你的梦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庄稼有关的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
1999年,袁隆平靠前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这个梦想。那一年,在中国,他还不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省展台前介绍杂交水稻身后是水稻,侧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就喊,“咦,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讪讪笑着点头,“是我是我。”然后指着身后,向游客介绍他的杂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国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拿了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奖,声誉渐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是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出现时爱穿那件有大棉袄气质的白西装,说着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外媒喜欢强调,“那是与毛泽东类似的口音”,另有中国媒体考证出来,他的白西装价值五百多块人民币。
1990年代,袁隆平曾3次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均以落选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偏重应用,不够基础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他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根据他办公室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太浪费时间了,而较终的内容又大同小异。他的一个助手解释:他已经尽力配合了,上过中央电视台,上过凤凰卫视,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细讲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
孟德尔VS李森科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民模样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一位姨妈在协和医院担任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还有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的签名。袁家家境优良,父亲是东南大学毕业生,母亲是教会学校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母亲告诉袁隆平:要博爱,要诚实,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说:“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
根据某本传记,他是在6岁时随大人郊游去了一个农村的果园,就此喜欢上了田园;另一本传记则认为他较早爱上农村是在15岁。不过,无论是6岁或是15岁,都刚好绕开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战争的田园给袁隆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加上不甚喜欢数学,读大学时,他报考了农学系。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根据袁的口述回忆录,毕业鉴定上写着“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毕业后,袁去湖南安江农校担任教师。这大概与今天的支教青年有点儿类似,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袁的“支教”并不轻松。
做教师期间,袁隆平跟对门学校的女老师谈过一次长达数年的恋爱,对方较后还是放弃了他,选择了一个“出身比较好”的男青年,“做出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选择”。直到33岁,袁隆平才与自己从前的学生、同样“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姑娘邓则结婚。之后,除去时代带来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普通而“美满”。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较灿烂的农学明星是苏联人李森科,他继承了拉马克的思想,认为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认为是“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较初,根据李森科“简便易行”和“立竿见影”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靠前年,他大获成功,土里挖出了马铃薯,茎上收获了西红柿。然而,到了第二年,把去年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长出的西红柿跟普通西红柿一点区别也没有。
土豆西红柿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两年间,除了土豆西红柿的实验失败,袁隆平印象较深刻的,还有饥饿。那段时期,袁隆平亲眼目睹了路边、桥头和田坎的尸体,也体会过饥饿的日子里,“肚子空空,身体没力,两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1961年的春天,因为“搞小麦,觉得在湖南没有前途;搞红薯,觉得是个搭头,意义不大”,袁隆平决心去研究能填饱肚子的水稻。
某本自传中提到,他曾从田里精选了一棵穗大饱满的稻子,收获了1024颗稻种,把它们种在田里。然而,较的稻子长出的后代居然高高矮矮,有早有迟,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前代这让他忽然想起了正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杂种的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那么,去年那棵穗大粒多的稻株,应该是一棵天然的杂交水稻。
主粮传奇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作物产量的做法,从192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出身于政治豪门的美国小伙子华莱士发现了杂交玉米的秘密杂种玉米的个儿硕大又整齐。华莱士和朋友专门成立了公司,利用杂交育种技术改良玉米种子,仅用了10年,这个公司的业务从北美洲扩展到了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创造了华莱士家族巨大的财源。华莱士后来尝试从政,做过美国农业部长,还做过商业部长和副总统。
1960年代,利用杂交育种方法,美国的诺曼?博洛格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麦穗大的高产小麦。事实上,在博洛格的半矮秆小麦之前,小麦几乎不需要施肥超过了一定限度,施肥越多,小麦的倒伏会越严重,产量越低。但博洛格的“奇迹小麦”长得矮,不易倒伏,启动了施用化肥的现代高产农业的开端。所以,博洛格也被视为上世纪靠前次作物绿色革命的开创人。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没看错,是和平奖,以奖励他带领人们战胜饥饿,“通过和平的努力恢复战争创伤”。
1962年,带着对那棵杂交水稻的问号,袁隆平自费去北京拜访专家。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中,他读到了大量新鲜的外文资料,知道了杂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该做的就是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方法了。
杂交水稻育种迟迟没有突破是有原因的。与玉米相比,水稻的杂交很困难。人类的3种主粮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雌花和雄花在植株的不同部位,分离得很清楚,较容易进行杂交。而小麦与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要实现杂交,很不容易。博洛格的小麦杂交是利用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进行的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根据资料,博洛格经过二十几年、三万多次杂交试验才得到了抗病又矮秆的“奇迹小麦”。
而杂交玉米的办法用到水稻上却不可行,因为水稻不仅花极小,一朵花只结一颗种子,而且花粉也只在极短时间内具有活力。操作上的困难让人们很难用手工杂交的方法来提供大批量的杂交种子以满足大田生产的要求。在当时的国际水稻学界,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水稻是自花传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即使有优势,也由于无法提供大批量杂交种子,水稻杂种优势还是无法用于大规模水稻生产。但从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还是决定从那棵穗大粒多的水稻身上寻找杂交水稻的钥匙。
过了三四年,检查了14000棵稻穗上的小花,在当时的中科院院刊《科学通报》上,36岁的袁隆平发表论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发现:他发现了4棵雄蕊没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这种雄性不育的特征还可以遗传。于是,袁隆平说:“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间,学校已经贴出了针对袁隆平的大字报,批斗行动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是国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的论文,特意下发文件,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杂交试验之后的每次批斗,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护身符。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岛野生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他们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杂交了数代进行选育,他们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长、叶窄、茎秆纤细,容易落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来。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就在“野败”被发现后不久,大约在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对杂交水稻的解释中说,“比其他稻种都要高产。”谢放鸣解释道:“在相同的气候、土壤、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产。用相同的投入,杂交水稻要比常规水稻高出20%以上的产量。”谢是袁隆平的靠前个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负责球农业磋商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更好的种子与较好的种子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不过,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个方式是“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助力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增产与农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杂交玉米推广后正逢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不得不负责一个叫作“农业调整处”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停止生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对上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也时有批评声传来。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尤其可以体会,“较好”是“更好”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说:“赞许者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和希望摆脱饥饿的人们,而反对意见则来自那些以减少农民收入不均为主要目标的人。”不过,当时有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雇佣农业农场主对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粮食的产量愈高也许就意味着价格会愈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向本刊记者解释: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一位植物学研究者向本刊解释: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我们选择了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较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转基因与有机农业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并未得到回复,李昌平还是对本刊评价道:“袁隆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袁的学生谢放鸣认为,“袁老师是个专注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不理会外界干扰。”
“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不过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很难做到了,毕竟环境不同了。”谢放鸣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发出如是感叹。
对于这位专注的科学家,几个研究水稻的同行说,“袁老师是很和蔼的人”;采访过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不过,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在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现场,坐在4位嘉宾中间偏右的袁隆平双手紧紧地贴在大腿上,身体略显僵硬地左倾很显然,他还不太习惯聚光灯下的环境。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上来。他笑了笑,眷恋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好,那就开始问吧。”有记者问他看待转基因的态度,袁隆平有点无奈这是他回答过多次的问题,较近的一次,是两个月前,“愿为科学献身试吃抗病抗虫转基因大米。”不过,他还是耐心地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些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我们也许需要谨慎地对待;而对另外一些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转基因,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这类新鲜技术,比他小几十岁的同行说,“袁老师的开放态度是我们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儿子袁定阳,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之后,一直在从事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较高的玉米C4基因转入水稻中。
还剩较后一个问题了,袁隆平舒了口气,几乎要把那杯茶端起来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当下热门的有机农业。他态度激动起来,那杯水也放下了:“没有化肥,就无法提高产量,无法养活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他说,“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几十年的实验,化肥对土地的肥力不会有破坏作用。”说话时还特意摆了摆右手,用以加强话语中“不会有破坏作用”的效果和表现力。此时,秘书前来汇报,车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累了,中断了那场关于有机农业优劣的辩论。
回来后,翻开他签过名的那本硬质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较后一篇是他亲自翻译的《漫长之路》,讲的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块一公顷的土地。自1963年开始,人们在那块土地上不间歇地每年种两季水稻,稻草不还田。45年后,“答案几乎是出人意料的”,“长期集约式种植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并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事实上,如果耕种得法,甚至还能改良土壤。”

作者:于斐2606次浏览